今年6月25日，父亲迎来百岁华诞，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正在筹备“庆贺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暨汤先生思想研讨会”，我们姐弟们也在忙于生日庆典。父亲以读书、著述为安身立命之本，辛勤耕耘数十年，耐得住学术研究的清冷和寂寞，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荣誉。

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而有深远影响的人物，父亲汤志钧为深入研究三人的生平与思想，探索道路，取得一些成果，如专著《章太炎传》、《康有为传》、《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梁启超其人其书》，编著《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和《梁启超全集》等。为研究三位思想巨匠，父亲一次次为自己设定难以攀越的学术研究高峰，纵然有艰难困苦，也不动摇，不退却，并一次次取得成功。

最近，父亲整天翻阅着《梁启超全集》，继续努力和追求着，思考着学术难题，从中感受着快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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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志钧先生一、逆境中砥砺前行自1956年历史研究所创建后，父亲主持或参与编撰了《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近代上海大事记》等资料集，为上海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征引。同时，父亲潜心研究戊戌变法史、中国近代史和经学史，出版了《戊戌变法史论》（1955年）、《戊戌变法史论丛》（1957年）、《戊戌变法简史》（1960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1961年）等。

《戊戌变法史论丛》于1957年11月出版，吕思勉先生为封面题字；《戊戌变法史论》于1955年出版“文革”期间，父亲也未停止过读书和写作，一直在为自己挚爱的史学研究尽心尽力。白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还不时遭受批斗；夜晚则探奥索隐，读书、写作到天明。在困境中寻找机遇，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札记，“文革”结束后再重新整理、撰写成著作或论文。在父亲看来，学术和事业就是生命，要坦然面对改变了的大环境，要坚强地生存和生活下去，读书、著述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原先的工作计划必须完成，必须为自己挚爱的史学研究尽心尽力。对父亲而言，“文革”十年是继历史所建所十年后，在逆境中艰苦耕耘的十年。

1967年《自定年谱》中，父亲有一段文字，生动、惊险地描述了在逆境中砥砺前行的情状，仿佛在做隐蔽的地下工作：

家中遭清查，慕云饰物、古董、银器均被抄去。余书籍多，“革命群众”亦畏搬动，除稿本取去外，书柜贴上封条，曰：“如再阅书，一切后果唯你是问。”未数日，封条已干，轻拉即开，遂得晚间拉开封条，取出书本，赶看赶写，黎明重贴封条，书归原柜，未为人发现，真可谓“死不悔改”者矣。若是，写出札记甚多，自知不能发表，用最省时间最简净之文言写出。晚间熬夜过久，幸白天赴所“报到”，劳动之余，独关一室，尽有瞌睡时间也。或谓“四人帮”粉碎后，余之书稿因何付梓如是之速，不知中多被批判时所积累也。然而，书札均于深夜写录，目力大伤，近视日深。

书柜上的封条封不住对学术的思考和读书、写作的热情。“文革”时白天劳动或批斗，夜间在昏暗的台灯下埋头钻研课题，暂时忘却日复一日的烦恼，也能在阴暗岁月里得到一丝慰藉。

当时受到种种限制，唯独思想空间宽广，思考学术问题没人能阻挡。为了节省时间，用最简净的文言文书写。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携一小册，若有所得，即行简记。每月返沪休息四天，再就‘小册’查书、札录，经学史、戊戌史均有所得”。干校时每月有四天假期，可以回城度假，“每月假日，仍返沪寓所，就一月所思，寻书札记，时有所得。《戊戌变法旧札》中‘强学会’、‘时务报’卷，是年撰成。”（汤志钧：《自定年谱》，1968年（戊申）四十五岁）札记和小册子，构成后来撰文、著述的资料或原稿，再经整理编撰，如《章太炎年谱长编》等，就是在那种恶劣条件下完成的。

二、科学的春天

“文革”结束，迎来了思想开放、百花争艳的年代。

1978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建制得以恢复，并确定以中国近代、现代史为主，地方史为重点的方针，兼顾中国古代史研究。父亲重返工作岗位，主持近代史研究室工作。

“科学的春天”到了，人人都在不遗余力地与时间赛跑，要把逝去的时间追回来。父亲等来了春暖花开，如同青春焕发一般，以加倍的精力和忘我的热情，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科研之中，迎来了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黄金期。父亲的许多论文都发表在创刊号或二、三期上，大多为约稿而作。如《社会科学战线》、《学术月刊》、《中国史研究》（季刊）、《历史学》、《中国哲学》、《近代史研究》等，数年之内，几乎每年都有文章刊发：

1978年5月1日《社会科学战线》（季刊）在长春创刊，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三辑发表《章太炎和孙中山》。

1979年1月20日《学术月刊》复刊，在《学术月刊》1979年3月号发表《近代史学和儒家经学》。

1979年3月，《中国史研究》（季刊）在北京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它是登载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为主的专门性学术刊物。次年第二期上发表《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

1979年3月，《历史学》（季刊）在北京创刊，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共办四期，于1980年与《历史研究》合并。在第二期上发表《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

1979年，《中国哲学》创刊，主编包遵信。该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办的学术集刊，不定期出版。在次年第三辑上发表《五四运动和经学的终结》。

1979年10月，《近代史研究》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是全国近代史学工作者发表科研成果的共同园地”。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此后，接连在该刊发表论文，大致有：《龚自珍与经今文》（《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论康有为和保皇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康有为和今文经学》（《近代史研究》专刊《近代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重论康有为与经今古文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从康有为到孙中山》（《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维新与传统儒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章太炎与白话文》（《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翁同龢和帝党》（《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章太炎对中共态度探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戊戌时期的郑孝胥及其日记》（《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丘菽园与康有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甲午战后的〈镜海丛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980年6月，《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出版，由中国史学会编辑，每年一册。《年鉴》主要反映每年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介绍断代史和专史的研究和历史著作、资料的出版情况等。次年《年鉴》中，父亲撰文《戊戌变法研究述评》和《吕思勉》。

自1977年11月至1984年11月的七年间，是学术创作的高峰期，除了发表论文外，还出版多部高质量的著作，如《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和《戊戌变法史》等相继问世。

在“文革”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父亲还能潜心研究学问，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在接受戴海斌、沈洁的采访时，（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父亲作了解释：

戴海斌：“文革”期间，运动这么多，又有这么多集体项目，您要做自己的研究，怎么做？

汤志钧：我在晚上搞自己的研究啊！

沈洁：就是说您自己的研究完全没有停滞。

汤志钧：嗯，我自己还在搞我自己的。那个（集体项目）都是规规矩矩的，晚上做的东西，从来不带到那边去的。所以我晚上睡觉很晚。

沈洁：是啊，真是不容易！

汤志钧：习惯了，习惯了！就是标点《宋史》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不容易写的，我自己也很得意。大概是一篇关于书籍标点和宋史研究的文章。

戴海斌：其实您在参与集体项目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文章。

汤志钧：有。

戴海斌：但您回头又去做自己的研究了。

汤志钧：（笑）

戴海斌：“文革”结束之后，您一下子就出了很多书。

《戊戌变法史》及两次修订本，谢稚柳先生题写书名三、《章太炎政论选集》到《章太炎全集》父亲曾坦言，搜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算是“正规”走上辛亥革命研究之道：

至于谈到我与辛亥革命研究，看来好似偶然，其实也很自然。我本来是研究中国经学史的，20世纪50年代，由今文经学而研究康有为，由古文经学而研究章太炎，再由康有为而研究戊戌变法，由章太炎而研究辛亥革命与孙中山。20世纪60年代初，和一些同志搜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对辛亥革命研究算是走上“正规”。

由于我的工作单位和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隔邻相望，徐家汇藏书楼又是报刊最为丰富的场所，外埠来沪，到藏书楼搜寻资料的学者，每每顺道到我们单位访问，其中搜求辛亥革命时期资料的很多，这样，彼此交流，就增加了我对这方面的认识。接着，多次参加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研讨会，更结识了一批新、老同行。（汤志钧：《由辛亥革命讨论会想起》，《汤志钧史学论文集》，第19页）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于1977年11月出版，53.5万字，891页，附录《章太炎生平活动简表》，另前言、编辑说明11页，目录14页。《章太炎政论选集》原名《章太炎政论集》，出版时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因删节过多，加一“选”字，删去的篇章包括《祭维新六贤文》（一八九八年十月）至《成章学校赞》（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在内的六十馀篇，达数十万字。

该书于1961年开始编集，主要选录章太炎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936年逝世前的政治论文，以及带有政治主张的演说辞、宣言、通电、启事、书札、诗文，还有与中国近代史事有关的人物传记等等。父亲“当时注意搜集章太炎革命时期的战斗作品，对较能反映他思想发展的内容变动也稽核校注”。同年6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一文。王仲荦先生十分支持父亲编纂政论集。1964年王仲荦先生来沪，约为《文史哲》拟稿，“嘱我搜辑遗文，并就章太炎和经今古文学的关系写一篇论文”，因撰《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学术思想评价》以应。不久，“文革”开始，与王仲荦的联系中断，直到1972年标校《二十四史》，两人才恢复联系。

《前言》中说明编集起因大致是：“章太炎在甲午战争前后到1936年逝世前，40多年的历程中，写了很多论著。由于他的思想有演变，《章氏丛书》的结集又在辛亥革命以后，这样，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文章，就每多刊落，或经过磨勘。因此，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续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前言》中还说：“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发表时的署名，有章炳麟、章绛、太炎、菿汉阁主、台湾旅客、西狩、戴角、独角、末底等。”足见编集的难度和繁琐程度。编集《章太炎政论选集》“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71.6万字，984页，另序、编辑说明4页。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生于1868年，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的第四年。15岁时，中法战争爆发。25岁时，中日战争爆发。他年轻时，正处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时期，开始了不遗余力地鼓吹反清革命，为推倒清王朝立下丰功伟绩。鲁迅先生称赞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辛亥革命时，被誉为“辛亥三杰”——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他既是革命家，也是“学界泰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炳麟本一条理缜密之人，及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其余《国故论衡》、《检论》、《文录》诸篇，纯驳互见。”

父亲认为，要研究章太炎，就要“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还强调：“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应该探源比勘，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评价。《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编纂整理的，试图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父亲明知“要编好象章太炎这样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年谱》，却又并不简单”。必须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工作程序，“首先，必须网罗遗文，广事搜辑，鉴定版本，反复推敲。其次，又要把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厘订先后，考索同异。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来看章太炎是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和不断撰文的。基于他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大都有针对性，而结集时则经过磨勘。”父亲知难而上，“为此，我曾翻阅了四十年的报纸和一百多种期刊，也注意到各种手稿、抄件以至不同版本的搜集。”（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序》，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第2页）同时，还从章氏家属、弟子处求索章太炎手稿、未刊稿等。

编撰《章太炎年谱长编》，早于《章太炎政论选集》的编纂，“在1961年编校《章太炎政论选集》时，基本上写出了本书的草稿。此后，陆续修改了三次。1977年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序》，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第2页）

该长编选用资料，凡文稿、函电、演说辞等未曾发表而较重要的全录或多录；刊于早期报刊，目前鲜见的多录或酌录；辑入《章氏丛书》的酌录或仅存目录。

全书主要按照不同历史阶段，结合章太炎的学术与思想历程，分五卷编次：1868-1894年为第一卷，1895-1905年为第二卷，1906-1911年为第三卷，1912-1918年为第四卷，1919-1936年为第五卷。每卷前附按语，说明这一阶段的国内外动态和章氏的活动，基本上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适当照顾有关事件，并侧重记述章太炎政治、学术情况。

《章太炎全集》最初的八卷本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其中第一卷由沈延国和父亲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2月出版。《章太炎全集》的策划和启动则始于1979年。

父亲在《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中介绍：“（王仲荦先生）泛滥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晋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对章太炎遗著的整理、出版也关怀备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荦先生的精心擘划、辛苦经营下得以问世的。”文章回顾了1979年3-4月间共同参加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并访问讲学于重庆、武汉等地的经历：

1979年3月22日至4月4日，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举行，仲荦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同住锦江宾馆。饭余会后，我经常和仲荦先生商量《章太炎全集》的编纂、出版事宜。他还介绍马宗霍先生（章太炎入室弟子）的公子马雍同志和我相识，请他提供资料。又和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同志研究过标校问题。

会议结束后，经重庆，越三峡，在武汉停留4天，乘“东方红”12号轮北旋，我们一直在一起。16日晚，轮靠南京，仲荦夫妇先下，我于次晨抵沪。

旅途多暇，我们纵谈古今，更多的是太炎先生轶事和《全集》编纂，包括家属联系、资料征集、人员分工、标校体例等等。临别，仲荦先生提出，由他联系家属和章门弟子，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门联系，从而对《全集》整理提出一个可行的框架。（汤志钧：《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6页）

成都会议过后半年多，11月3日王仲荦专程来上海参加编纂会议，父亲陪同他与陆志仁、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潘景郑、朱维铮、姜义华等专家学者晤谈，共议编纂事宜。8日，两人与太炎先生之孙章念驰、出版社叶亚廉、王有为等赴苏州拜见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长子章导设蟹宴招待来客：

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已97高龄，这天特别高兴，看到仲荦先生鬓髪皆白，戏语我曰：“还得他大（指仲荦先生），还是我大？”（汤志钧：《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在苏州还与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等章门弟子晤面。回沪后继续座谈和讨论，其中有远道而来的山东大学殷孟伦、南京师院徐复、杭州大学蒋礼鸿三位教授。

这一时期王仲荦致父亲信函，多达数十通，几乎皆与编纂《全集》有关。

《章太炎传》四、《康有为政论集》到《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出版，86.7万字，1147页，附录《康有为生平活动简表》，另前言、编辑说明9页。1998年6月中华书局第二次印刷。

《康有为政论集》“选录了康有为的重要政论、奏稿、函电、序跋、诗歌和部分专著，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父亲回顾潜研戊戌变法及康有为的经历，说：“解放前，我就注意搜集康有为的著作，并将不同版本试作校勘。此后，从事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对康有为的文篇，系年考核，积累资料。”

但是，搜集、编纂政论集并非易事：“由于康有为生前没有编定‘全集’，政论散见书刊单本又乏流传，一些函电手稿迄未公开，政变前的代拟折稿也待考核补充，这就得爬梳佚文，雠校异同。尽管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编有《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收有《政见书》、《法兰西革命记》、《共和政体论》、《救亡论》、《废省议》、《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中国不能逃南北美洲之形势》，不但中有刊削，数亦寥寥，且不收戊戌变法之前之作，不能窥见全貌。至于坊间结集，则有《康梁文钞》，1914年上海共和书局石印本：内有《康南海文抄》十二卷；《康南海书牍》，1921年上海图书局石印本，也只是掇拾戊戌前的部分奏稿、专著序跋和《不忍》所载，且校印多讹，很少可取。”（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前言》，（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出版，第6页）

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建，父亲重返历史所徐家汇原址，又有机会去一墙之隔的藏书楼查阅资料了：

余遂得闲赴藏书楼勤读报刊。《申报》虽已阅过，仍有遗漏，因再检查，并补阅《时事新报》、《民立报》、《新闻报》、《中华新报》等。每周为藏书楼工作人员讲授近代报刊一次。

阅报注意康、章资料。《章太炎年谱长编》又修补一过，于6月前分三次寄交中华书局。并遵该局之邀，编《康有为政论集》。康氏资料，早有搜求，惟今用简字，只得重予抄录，幸小儿仁济能代抄写，至岁尾，仅编至第二卷。（汤志钧：《自定年谱》，1978年（戊午）五十五岁）

除了查寻报刊、书稿外，发掘未公开的史料也是当务之急。

早在1960年代初，康有为孙女康保庄、康保娥就将康有为遗稿、手札、书报等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共五本四册，后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幸“文革”中未遭破坏。这座“富矿”深藏不露，后遂无人问津。直到十八年后的1979年，在文化局负责人方行同志的支持下，到上海博物馆寻阅。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逐包清查，稍一翻阅，灰尘扑面，而中多宝藏。清查多日，发现有《教学通义》、《显微》的未刊稿；《政见书》、《大同书》、《论语注》、《孟子微》、《金主币救国论》、《外国矿物考》等手稿；《戊戌奏稿》旧抄稿以及电稿、函札、账册、章程、电码等；还有不少康门弟子、保皇会员和亲友的来往函札。”（汤志钧：《方行与〈谭嗣同全集〉及其他》，《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第281页） “感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少手稿、抄稿和函札，《大同书》手稿就是其中之一。”（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63页）

被发现的《大同书》手稿，共有五本四册（其中第四、第五本合订一册），分别为：“今本”戊部《去形界保独立》、“今本”己部《去家界为天民》、“今本”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今本”庚部《去产界公生业》。手稿保存了“今本”《大同书》乙、戊、庚的全部和己、辛的大半，这些正是《大同书》的核心部分，价值很高，父亲认为“手稿虽非全帙，但可用以考核《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和康有为写作此书的思想实质”。

文章以手稿中大量发生在1884年以后的事例、欧美游历及印度史事等，证明《大同书》撰于1901-1902年间；此外，着重考察分析稿本的装帧、笔迹、纸色等，加以论证。

手稿的发现和应用，在编纂《康有为政论集》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手稿是作者在某一时期写作习惯及写作方式的真实记录，最能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历程。康氏家属捐赠的文稿、图书中，还有《政见书》、《论语注》、《孟子微》等手稿，《政见书》即《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撰于1902年，《新民丛报》曾予摘录，注明“壬寅六月”，后与《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辑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政见书》稿本用毛笔字书写在四开元素纸上，开本大小、纸张色泽、字体笔迹等与《大同书》手稿完全一致。封面是1917年补配的，上题：“此书作于居印度时，为壬寅年作，光绪二十八年也，于今十六年矣。”

《康有为政论集》中《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是据《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录出，并用手稿比对勘校，除误植处据手稿迳改外，文字增损，加注详细说明。其中“以冀皇上之复辟，而民权自由为必可得耶”下，手稿原有1600字，但《政见书》未刊，内容很重要，在《康有为政论集》该文的注释中，将全文补录（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93-494页）。

另若《戊戌奏稿》、未刊函札亦多，其尤要者，如1888年《与徐荫轩尚书书》，虽为抄稿，末后有康氏亲笔注：“此书于戊子年□月□日投，越日原书发回，以狂生见斥也”，可考上书始末。他若《致濮兰德书》、《复辟登基论》、《致张作霖书》等亦均重要。又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曾为屠仁守拟稿，《屠光禄奏疏》亦有折文，今存抄稿，知康氏确为屠仁守拟折也。（按：以上函札及其他尤要者，辑入拙编《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自定年谱》，1979年（己未）五十六岁）

父亲是“发掘利用”康有为遗稿、手札的第一人，并披露此项收获，撰文《〈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载《文物》1980年第7期），分享学界。文章指出“更重要的是，手稿保存有‘今本’《大同书》中乙、戊、庚的全部和己、辛的大半，这些正是《大同书》的核心部分。它所没有的，只是甲、丙、丁、壬、癸各部，除丙部《去级界平民族》较重要外，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癸部《去苦界至极乐》，实为总论和结论，丁部《去种界同人类》、壬部《去类界爱众生》，则在全书中地位不高”。

编纂《康有为政论集》同时，“并向上海博物馆建议：一、《大同书》手稿应影行；（按：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行出版。）二、未刊函稿中，颇多保皇会资料，今学术界当鲜探求，可出《康有为与保皇会》；又未刊函稿中，以戊戌前后为尤贵，可出《戊戌变法前后》。（按：以上两书，此后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余审稿，并代拟《编辑说明》）。”（汤志钧：《自定年谱》，1979年（己未）五十六岁）1984年8月9日，父亲利用赴常州参加赵翼逝世一百七十周年讨论会之际，“晤高纪言，知江苏新成立江苏古籍出版社，由高主持，询古籍出版，告以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同书》可影行出版。”（汤志钧：《自定年谱》，1984年（甲子）六十一岁）

2014年1月14日，父亲接受戴海斌、沈洁的采访，（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谈及编集资料集的作用和意义时说：

戴海斌：现在的许多报刊史研究，基本上都要从您这里出发。实际上资料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汤志钧：所以中国历史研究古代和近代啊，有个不同。古代呢，都是依靠一般的文集，近代要注意报刊。有些报刊的东西，和自己后来出文集不一样，章太炎就是这样。为什么？比如说当时看到什么事情，马上有感动，写一篇文章，当收入文集的时候，再看就会觉得很多地方不妥、不够了，会改动。

戴海斌：所以许多研究，仅仅依靠文集，有时候是有问题。

汤志钧：有问题。章太炎活着的时候，自己编过一本文集，去世以后，学生又出了一本补编，但是都不够。他自己也讲过，有些东西都是趋时之作，根据时代需要写的东西，不能够算作文章的，“吃了亏了”。所以鲁迅先生也觉得“吃了亏了”。其实这些文章，都是非常具有战斗性的文章。

戴海斌：收文集的时候，把很多政治性的东西都拿掉了。

汤志钧：是的。所以我编的《康有为政论集》，印得很多，大家都欢迎。里面有许多文章，是以前没有发表的。后来他编了两个杂志，杂志里面的文章没有什么意思。辛亥革命以前的东西，有意思却不少，我把它们编在一起。上海的出版社找我编《章太炎全集》，我是有些担忧的，工作量太大，也很难，没有答应他。

父亲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区别，古代依靠的是一般的文集，近代则必须关注报刊。有些报刊的东西，和后来出文集不一样，报刊中富于当时的情感，收入文集的时候，时代、思想有变动，文章也会改动。“盖余以为古代思想家，因文献不足，考查每篇诗文之年月较难；近代则每于报刊先行发布，时日可稽，晚清民初报刊必需细读细检，始明原始。”（汤志钧：《自定年谱》，1973年（癸丑）五十岁）

1984年10月，《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由中华书局出版，25.3万字，346页，另前言3页，后记1页。收论文23篇、述评1篇。

该书是1972年，父亲患高血压症在家休息两月时，抱病工作，将“文革”中所拟戊戌论文、札记，分为“新探”、“旧札”分别汇编。“当时不想出版，也不能出版，以致‘旧札’可以推演为‘新探’的，既悉仍其‘旧’；续有所得，也还是写成札记。这样，‘札记’越积越多，而‘新探’却不敢问津。1976年，‘四人帮’粉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贾起馀勇，整理‘芜稿’，陆续刊发。本书就是从这些论文中选录出来的；也有一些是1957年至1965年间在杂志上登载过的。至于过去辑入《戊戌变法史论丛》的，则概未收入。”（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10月出版，第1-2页）

该书是父亲研究康有为和戊戌变法部分论文的结集，共23篇，约分成五类：

一是关于康有为生平和思想的论述；二是关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大同书》的估价；三是对上海强学会、《时务报》、湖南南学会的探索；四是对戊戌变法研究中一些争论问题，如历史意义和作用、运动的性质、光绪皇帝的评价、唐才常和自立军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五是关于史料搜辑、校勘、考订方面的文章。

这些论文中，对康有为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家今文经学；受到廖平启示，又和传统的今文经学不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对上海强学会、《时务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特别是对《大同书》，厘订出该书为1901至1902年间所撰，并就手稿的发现，以手稿中大量发生在1884年以后的事例、欧美游历及印度史事等，进一步阐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此外，还着重考察分析稿本的装帧、笔迹、纸色等，加以论证。评价证明《大同书》，除通过本身内容的分析外，还必须结合撰述者的政治实践展开等。这些论断，在学术界深具影响。

2012年，编者请父亲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题词曰：

此为余1982年前所撰文，印数达万五千份，今早绝版。

汤志钧 2012年2月

1997年12月，父亲著《康有为传》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年10月再版。2021年6月，《康有为传》（中文简体字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档案、手稿，综述康有为由治学到从政、由亡命到归国、由言论到隐居的一生，并具体分析其思想而予以适当的评价。

《康有为传》五、《戊戌变法人物传稿》1982年6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57.1万字，924页，另再版题记、前言8页。

父亲在“增订题记”中写道：“《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自1961年4月出版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这次重新排印，是作了很大的补充、修订和改写的。1963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此书，并建议：‘可否改为语体文？每个人物的活动，不要限于戊戌，可综合一生分析研究。’这个意见很好，我也想这样做。由于工作忙，只写出一篇《康有为》。继又考虑，如果用语体文，照《康有为传》那样写法，好像不是人物传，而是‘人物论’了，有些不；本书引用资料，又都是文言，从保存资料、检寻方便出发，似乎这种文体，也有特点。从而于1970年到1972年间，重循旧辙，改写一过。此后，又续有增删。”

父亲潜心撰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始于1948年，到1955年基本完成了初稿。”（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前言》，中华书局1961年4月出版，第7页）1958年“修改完成《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分上、下两卷，用文言文书写。”（汤志钧：《自定年谱》，1958年（戊戌）三十五岁）全书于1961年4月出版，分上、下册，29.9万字。

2014年1月14日，父亲接受戴海斌、沈洁的采访时，（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饶有兴致地谈到1958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寄交中华书局时的难忘一幕：

戴海斌：您跟中华书局的合作是不是很早？

沈洁：就是您跟它的结缘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有长期的合作。

汤志钧：最初倒不是因为赵守俨先生。我最初认识（中华书局的人），是一位姓张的（编辑），张静庐！对，你们都知道的。我当时写了一部稿子，叫做《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是用文言文写的，寄给中华书局。一寄过去，就被张静庐看中了，他给我出的。

沈洁：您有经学的底子在，所以读起来不难。

汤志钧：是。我有些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像《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写文言舒服啊。

戴海斌：像这种书实在是很少有人能够写出来。在六十年代能出版，也是绝无仅有了。

汤志钧：（笑）所以我很感激张静庐。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初版后，引起海内外学者、读者的广泛关注，台湾文海出版社于1974年翻印。《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出版后，台湾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翻印（精装本）；还收入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刊》本“名人类”第13种，1986年出版；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18种。

增订本和出版本有几点不同之处，主要有：

一、出版人物只写到戊戌为止，增订本仍以戊戌为重点，戊戌以后的酌叙仕履。同时，照顾人物之间字数的平衡，如《梁启超传》的字数不超过《康有为传》；《翁同龢传》的字数不超过《光绪皇帝》。

二、增订本把作者对各该人物的看法或时日事迹之涉及考证者，将结论写入正文，而把说明、考证移入附注。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序次人物生平，评价则入传论。

三、增订本视初版颇有增损，增加了《章炳麟传》、《宋恕传》。又因全书是纪传体，为了反映全貌和便于读者检索，末后新附《戊戌大事年表》。同时，戊戌后各人生平已在正传酌叙，附录十五《本书人物碑传要目索引》也就删去。有了《戊戌大事年表》，初版《公元中历对照表》理应删汰。

四、增订本对原收人物，都有大小不同的修改，有的几乎重写。附录中《北京强学会人物》、《上海强学会人物》也是重新写出的。还要指出的是，初版出书后，陆续发现了不少新材料，很多是稿本、抄本、函札、日记，以及当时的日报、期刊，增订本引用了这些材料，有的地方还据此作了考订。例如《康有为传》、《上海强学会人物》，就是参照康氏家属旧藏的函稿以至《申报》、《强学报》重写的；又如梁启超、谭嗣同的初晤日期，也根据《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重予厘订；刘光第、欧榘甲、徐勤、麦孟华、张元济、江标、唐才常、黄遵宪、熊希龄、张謇、梁鼎芬等人的传记，也借助未刊稿予以充实；即康有为、宋伯鲁、徐致靖等的奏稿，也有《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未曾收录的。（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题记》（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6月出版，第1-2页）

从初版到增订本，经历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父亲“越廿馀年晨昏，积百万言蕪稿”，又是“南北访求，耆老征询，尚具心力”。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期间的艰苦、刻苦努力，才有此增订本问世。1980年为缮写书稿，整整花了十个月时间：“2月起步，11月始成，共1014页，正楷繁体直行缮写，惜未将手稿收回，盖余所撰各书，以此书缮正最具功力也。”“视初稿已‘改弦更张’矣。全书仍繁体直排，自问此书可以传世。”（汤志钧：《自定年谱》，1980年（庚申）五十七岁）

张荣华教授《评〈晚清戊戌史事新探〉——“引狼入室”还是古典新绎？》一文中，称：“戊戌史事研究著作无虑百数，第一佳作当推汤志钧先生《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至今不失其研究基石的作用。”（《澎湃新闻》2020年4月11日）

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说：“汤志钧先生写《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时，最有说服力的史料就是汪康年的书信，纠正了历史上的很多说法。”（黄春宇、于颖：《顾廷龙：为图书的一生》，《文汇报·文汇学人》2014年11月7日）

六、《戊戌变法史》

1984年11月，《戊戌变法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2.7万字，545页。

早在五十年代，父亲的《戊戌变法史论》和《戊戌变法史论丛》就出版了，中华书局又于1960年8月出版《戊戌变法简史》、1961年4月出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又有《戊戌变法新探》、《戊戌变法旧札》的积累，至1981年，“主要精力用于撰写《戊戌变法史》”。期间“赴武昌讲学兼旬，一人独居，环境宁静，未明即起，深夜始休，竟得六七万言。返后继续执笔，至9月28日，全书告成，亦四十馀万字”。

《戊戌变法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关者进行分析研究。全书右八章构成，分别为：一、甲午战后的中国；二、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活动；三、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四、湖南的维新运动；五、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六、百日维新；七、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及其历史意义；八、革命代替了改良。“自感能全面论述戊戌史，延至二十世纪初，实以此书为首创；能就手稿、档卷、报刊、函札汇合细考者，亦以余为首创。所可惜者，‘文革’前与海内外鲜交流，国内档卷亦待探发，如《杰士上书汇录》等尚未发现，康氏戊戌年奏稿，尚待探究耳。”（汤志钧：《自定年谱》，1985年（乙丑）六十二岁）

判断一部著作有无影响力，体现在学界的反映和读者的认可上。

1985年5月31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人民出版社中国史编辑室联合召开座谈会，邀约在京的部分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汤志钧新著《戊戌变法史》，充分肯定《戊戌变法史》的学术成就，并就如何深入开展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发表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李文海、林言椒、刘振岚、王晓秋、孔祥吉、房德邻、吴廷嘉、王好立、王凡、播振平、乔还田等，苏沛同志提供了书面发言。大家认为它是一部好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对于从事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很有用处，同时也指出它还存在着的某些缺点和不足。

1985年10月，《戊戌变法史》在上海市第一届（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著作奖”。

七、《梁启超全集》

父亲用力最深，耗费心血最多之作当属《梁启超全集》。该书自1982年8月接受主编重任后，至2018年3月全集二十卷出版，耗时36年。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重新整理、编辑《梁启超集》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华书局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中心兼文学编辑室俞国林主任在《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一文中说：“中华书局为一人之书之出版，前后跨度最久者，当推《饮冰室合集》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二书。”（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见《饮冰室合集·附录》，中华书局2015年1月版）

1962年8月1日，由吴晗出面邀集梁思成等八位同志座谈讨论，决定成立“《梁启超集》编辑小组”，并议定若干基本原则和办法。

1963年“四清运动”逐步升温，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期间，正常的研究工作全面停止，直至1981年后《梁集》整理编集工作才重新启动。

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父亲任主编。父亲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开始搜集资料、标点校勘。

《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到出版，成书维艰。

父亲接受任务时，年近六旬，以“梁氏撰著既富，报刊发表后，又有增改，恐无此精力”为由谢绝，但李侃先生一再相邀，父亲“限于情面，只得允之”。接着组织人力，拟出凡例。以时间为叙，系年编集。嘱参加诸人：一、将梁氏撰文各种版本编目；二、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梁氏撰文先行搜集，并将此外刊物所载先行辑目；三、以上海为基础，俟稍有准备，至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暨梁氏家属处搜求散札佚篇。

父亲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台港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83、1992年应邀赴日本讲学期间，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守屋图书馆等发现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又获得日本友人赠送的史料。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至1993年，缮成者约三分之一。

“1991年6月10日，李侃退休，领导换届。当时由于书业行情不佳，中华业务开始压缩，首当其冲者近代史项目全部压缩。如此情况下，《梁启超集》自然下马。”（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见《饮冰室合集·附录》，第56页）由于书业行情不佳等原因，出版工作被迫终止。

200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梁启超全集》，纳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梁启超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天津出版社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编纂人员不足，巨大工程已成“父子合编”，又无资金支持，再次陷入困境，但编纂工作仍坚持不懈。

2007年8月，《清史》编辑部王汝丰教授等来访，重嘱继续，父亲以年高辞。岁尾，王教授再致长函，因“情深意笃”，“实难相拒”。次年1月14日，戴逸先生致函：“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八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寖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3月14日，王汝丰教授、孟超副社长偕总编周蔚华来访，父亲“欲罢不成”。由于天津古籍出版社未能推进，将《全集》列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重点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梁启超全集》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了可靠的经费保障，迎来了成功的曙光。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跋涉，2018年3月，20卷本《梁启超全集》，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梁启超全集》八、誉满中外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上海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协办的“汤志钧《史学论文集》出版暨学术思想座谈会”，于2013年6月18日召开，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研究员作题为“学习与实践”的发言：

汤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年少时对常州今文经学感兴趣，早在1953年，就在当时唯一的历史学专刊《历史教学》上发表《清代常州今文经学和戊戌变法》。1959年8月首次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由经入史、由古而今，撰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大家熟知的著作有：《近代经学与政治》、《经学史论集》、《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康有为传》、《章太炎传》、《梁启超其人其书》、《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乘桴新获》、《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庄存与年谱》以及日文版《近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与日本》等。编有《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集》、《陶成章集》、《戴震集》等。主编有《近代上海大事记》、《西汉经学与政治》等。

除了专著、编著外，发表的学术论文质量高，数量也大。据统计，至今为止在重点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历史研究》8篇、《近代史研究》15篇、《学术月刊》14篇、《文汇报》7篇、《光明日报》9篇等等。

座谈会上，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熊月之、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戴鞍钢教授、上海市侨办副主任蔡建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承载、周武研究员、马军研究员、罗义俊研究员、刘修明研究员、张铨研究员、程念祺副研究员、施扣柱副研究员、社科院图书馆原馆长吴刚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与汤先生的交往，高度评价了汤先生在相关史学领域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和仁厚宽容的人格风采：

“在前辈学者中，汤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重镇之一，一个是陈旭麓先生，另一个就是汤先生。陈先生已经去世，因此汤先生可以说是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唯一健在的前辈重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周武研究员如此评价汤志钧的学术地位。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介绍说，汤志钧的治学特点是“自辟专题，从头做起；博闻强记，贯通古今”，在他记忆中，汤志钧对“二十四史和经学之熟悉，令人惊叹，能大段大段背诵经书，极为罕见”。

多年前，台湾东海大学聘汤志钧为该校客座教授，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授课，当时台湾《联合时报》以“大陆儒者应邀东大讲授中国经学及戊戌变法，汤志钧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为标题撰文报道。周武说，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中国史学者艾尔曼教授就曾跟他说，汤志钧是最让他敬重和佩服的中国学者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描述了一个细节：他们在1980年代读大学时才接触到海外的中国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始引入西方研究中国史的成果，包括《剑桥晚清史》、日本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他们注意到那时候外国学者很少征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剑桥晚清史》里都会提到汤志钧的戊戌变法研究。“汤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自1950年代就开始戊戌、辛亥史研究的领路人。”章清说。

而上海市政府侨办副主任蔡建国则回忆：“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国外历史学家相继来沪交流，当时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是上海接待国际历史学者的重镇，其中大部分学者是慕汤先生之名而来。1980年代中期，历史所几乎每天都有来访的国际学者，各种学术活动层出不穷，奠定了历史所国际学术交流的基础。”

汤志钧作为历史所创所元老之一，除了关注晚清政治思想史和政治人物之外，他对于上海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也异常关注，是上海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文革”前汤志钧主持编纂或参与编纂的四部史料集《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以及后来主编的《近代上海大事记》，为上海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今仍被广泛征引。（田波澜：《他是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东方早报》2013年6月20日）

2018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迎来成立60周年院庆，党委书记于信汇在总结上海社科院成立60周年取得的重要成果时写道：（节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简称上海社科院）成立于1958年，由1956年组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合并而成，至今已经60周年。

60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地方社科院，作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无论是在基础学科领域还是在应用研究领域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上海社科院从建院之初就汇聚了一大批理论扎实、学养深厚的学者，其中：有投身革命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有在学术领域钻研多年的专家教授，也有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知名学者，如李培南、雷经天、沈志远、李亚农、黄逸峰、姚耐、冯契、孙怀仁、雍文远、邹依仁、王维中、周伯棣、汤志钧、褚葆一、张仲礼等。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陆续推出，《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南洋烟草公司史料汇编》《解放前后上海物价资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棚户区的变迁》《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等学术成果成为经典。

2019年5月6日，马军研究员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四”百年纪念活动上发言说：

96岁高龄的汤志钧先生今天本来也是要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但两个星期前却不幸骨折，因而只能派遣其子汤仁泽先生代劳。去年，汤氏父子历尽30年的努力，推出了20卷、总计1400万字的《梁启超全集》，可谓有大功于历史所，有大功于学界焉！

父亲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台湾学界的关注和赞誉。由台湾学者王尔敏、郑宗义合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一文，对父亲的近代经学史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汤氏在这方面“用功颇勤”，“有一定成就”。并进一步叙述了他的相关研究论文如《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近代经学的发展与消亡》、《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等，评论这些文章虽然存在“维系封建专制主义”、“儒家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等字句，但他的研究“较一般大陆史家还是来得高明而有见地”。

汤志钧以研究戊戌变法著名，写有《戊戌变法史》、《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等书。其中涉及思想史的部分不多，主要是探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大同三世思想。（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北京，中华，1984年10月初版）然汤氏研究清代今文经学上用功颇勤，有一定成就。他的并进一步叙述了他的《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指出乾嘉盛世背后隐伏的社会危机与公羊学的自足价值，是促使清中叶今文学兴起的原因。（汤志钧：《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中国史研究》，1980，第2期，145-156页）《近代经学的发展与消亡》一文详细叙述由龚自珍到康有为间，公羊学家援经议政，倡变古更法的情况。（汤志钧：《近代经学的发展与消亡》，《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46-58页）《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一文，则从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入手，展示魏源变易思想中的三统说、历史循环论等。（汤志钧：《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探索》，1984年，第4期，80-89页）我们承认，在上述文章里，仍不难找到“维系封建专制主义”、“儒家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的句子，但撇开了这些糟粕，汤志钧的研究较一般大陆史家还是来得高明而有见地。

父亲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远播海外，也赢得国外学者的钦佩。

日本山根幸夫教授说：“他自1955年在群联出版社出版了《戊戌变法史论》以来，又先后出版《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简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近代经学与政治》等著作，还编有《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陶成章集》等，堪称当前中国在戊戌变法研究方面的首屈一指的学者。”（〔日〕山根幸夫著、承载译：《〈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评介》，《史林》1994年第二期）

野村浩一教授评价“汤志钧先生的研究，又具有哪些特色”时说：“首先是其学风和研究方法。将此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具体问题上，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状况’进行分析。这意味着著者已基本上摆脱了单纯的阶级分析和对历史的随意解释。必须加以强调的是，正是这种方法，深入地体现于文章的每一细小部分，贯穿着每一具体事实。我以为，文章的所有方面都充满了实证性，这个评价，也许并非夸大之辞。”“其次著者运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原稿、信札为基本素材，结合其它资料进行立论的研究方法，对日本学者来说，启发也很大。如《〈大同书〉手稿及其成稿年代》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考察一般的公开发表的资料，应该以自己对近代史的缜密的认识来确定其价值、意义，这才是理想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学者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能力。”（〔日〕野村浩一著；承载译：《一部贯穿实事求是原则的力作——介绍汤志钧的〈近代中国的革命思想和日本〉》，《史林》1990年第四期）

小林武教授说：“对于汤志钧先生，日本学者已经从他的《戊戌变法史论丛》（1957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1961年出版，1982年增订）等颇具分量的著作中有所了解了。近年来，汤志钧先生除撰写论文以外，又编著了《章太炎政论选集》（1961年编校，1977年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1979年）、《康有为政论集》（1981年）等。他以实证性的研究态度和建立在扎实功底上的进步，令我们日本学者瞠目。如《章太炎年谱长编》，收录了经详细考证的章氏手稿、抄件、电报、演说辞等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从而突出了此书的史实性，使我们得以从这部力作中了解章氏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发展的轨迹。”（〔日〕小林武著；承载译：《日中学术交流的有益尝试——介绍汤志钧、近藤邦康合著的〈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史林》1990年第四期）

河田悌一教授在《出色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一文中认为：“不管怎么说，年谱中的出类拔萃之作，还是要算汤志钧编纂而成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两册……汤志钧的这个《年谱》，已经突破了章炳麟个人的单纯领域，为我们描绘出了伴随着章炳麟一生的历程一起变化发展的那个时代的风貌。……这个《年谱》确实是通过具体史料不断引起读者兴趣的著作。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下册第五卷中叙述的章炳麟晚年的活动。”

“过去被称为年谱的名著的，有丁文江编纂的《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被人称作‘财神’的《粱士诒年谱》——《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可以说是和他们一样的传世之作。”

“今天的中国，在人物评价方法上，是很重视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抑或是反动的这样一种分类方法的。应用在章炳麟的身上，就重视考察他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地主阶级的抑或农民阶级的’代表。用这种方法描绘出来的历史人物，往往容易成为呆板的、缺乏魅力的形象。汤志钧大概正是为了克服这种缺陷，从而使用年谱形式介绍章太炎吧！”（〔日〕河田悌一：《对章炳麟、孙文、康有为及其思想的研究——出色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日本《东亚》杂志1982年11号，赵军译，译文见《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83年第1号）

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钟源采访、整理：《汤志钧：我的学术生涯》，《澎湃新闻》2019年6月10日）：

“文革”时候白天就是劳动或者批斗，也没有地方用脑筋。劳动休息时我就打瞌睡，把精力都留在晚上，读书、写作到天亮，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札记，“文革”后再拼凑整理出来，《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那时候写的。札记要藏起来不给红卫兵找到，被人看到了还要受批判。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懂，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只能嘴上说说我顽固不化，专搞封资修，走“白专”道路之类的话。

以上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父亲在“文革”时期写作完成或打下基础的。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笔者曾经听说过，也亲眼目睹过批斗时的凶暴场面。父亲挨批斗，是因为“反动学术权威”写了许多“大毒草”，但难以置信的是，父亲白天遭批判，晚上又去整理和撰述那些“封、资、修的东西”，那些被“文革”年代“唾弃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后来逐渐明白了，父亲是为了实现自身更大、更久远的人生价值，而挨批、挨斗、遭体罚等迫害，都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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